第34章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第1/2页)

为了明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学术宗旨，一九二八年五月，傅斯年撰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以研究所筹备处的名义刊登在十月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
　　
　　在史学界，有个公认的观点，对于中国近代史学，有两篇文章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一，是一九零二年梁启超所发表的《新史学》；另一，就是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前篇系开风气之先，后篇则是近代史学的宣言；两者对于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是既深且远。
　　
　　在”旨趣”中，傅斯年首先通过对于欧洲历史学、语言学研究状况的简要介绍，揭示了这两门学科的内容、范围、方法和研究宗旨。
　　
　　他“写道”：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在这里，傅斯年开宗明义便反对“著史”，因为在他看来，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傅斯年立意打破中国春秋笔法和文史合一的传统，于此表露无遗。他反对“疏通”，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依此，外加的“见解”或多余的“推论”，皆不可取，甚至是“危险的事”。在他的授课讲义《史学方法导论》里，傅斯年犹一再提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不同价值。以致民初学人之间，他格外推崇王国维和陈寅恪，其故皆因二位懂得运用中、外直接史料，创造出辉煌的成果。
　　
　　对于近代的史学家，傅斯年最为推崇的是德国的历史学家兰克。
　　
　　利奥波德•冯•兰克(德语原名:LeopoldvonRanke,1795年12月21日—1886年5月23日,享年90岁),日耳曼族,著名历史学者。被称为十九世纪德国和西方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兰克学派的创始人,近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
　　
　　兰克的《一四九四年至一五一四年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HistoriesoftheLatinandGermanicNations，1494-1514），向来被公认为西方近代史学的里程碑，它的序言学界尤耳熟能详。
　　
　　兰克说道：历史曾经被赋予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为未来谋福的职责。本书不希望有如许的期待，它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而已。兰克的呼吁历史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wieeseigentlichgewesen），初闻之下语调似极谦卑，实则不然。这句话正是近代史学的精神标帜，它象征历史的独立宣言，史学从此毋复是神学、哲学的奴婢，亦非文学、艺术的附庸。
　　
　　对兰克而言，平铺直叙地呈现史实，纵使感到抑制与无趣，仍然是史学的至高法则。所以舞文弄墨，并非史家分内之事。兰克自许己身的著作咸得自辛勤爬疏的原始资料，果非万不得已绝不假手间接史料；得以符合如此严苛的史料纪律，他感到万分的自豪。
　　
　　而“史实自明”也同样是傅斯年反对“疏通”的理据。傅斯年坚信：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
　　
　　在这里，不难看出，傅斯年的这些思想和兰克这方面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傅斯年在”旨趣”中写道：“欧洲的语言学产生于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经过几个大学问家的努力，很快发达了起来，不论是综合的系族语言学，还是各种专门的语言学，都已蔚为大观，尤其是实验语音学、方言的研究，成绩更为突出。……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语言学总是一个大题目，而直到现在的语言学的成就也很能副这一个大题目。”
　　
　　傅斯年说；“中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发达甚早，公元前二纪的司马迁，传信存疑，别择史料，写作《史记》八书、制作年表，“若干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北宋的欧阳修作《集古录》，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司马光作《资治通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和刘颁、刘恕、范祖禹诸人，利用一切可以搜集到的材料，认真比勘考订。到北宋晚年这方面又有长足的进步。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向发展下去，到了明朝，就应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了。可是元朝以异族人入主中原，明朝崇尚浮夸，所以历史学、语言学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后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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