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梁思永和吴金鼎 (第2/2页)

虽然缺乏能够复原的完整器形，还是就陶片的质地、口沿、器底和柄把的形式分类叙述，对于它们在地层中的分布、变化作了详细的统计，并用图表予以表示。在肯定西阴村和仰韶村属于同一时代的遗存外，梁思永还指出仰韶村的若干器形（如三足鬲和镂孔高圈足豆）不见于西阴村，后来的发现证实，上述陶器为较晚的龙山文化所有。这是最早的一份田野考古分析报告。
　　
　　尽管所分析的仅限于一个探方的陶片，但整理、分类、统计以及对比研究的方法，都具有示范的作用，对后来考古报告的编写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以类型学的方法研究古代器物，在中国近代考古学著作中应属最早的代表。
　　
　　民国十七年（1928年）九月，梁思永回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第二年的十二月，梁思永在美国完成了他的另一篇力作《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此文于1932年载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
　　
　　梁思永在这篇文章中将亚洲东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分为南西伯利亚群、华北群和印度群，指出它们之间的异同及有待解决的间题，认为没有必要照搬西欧的考古方式，如果东亚有新的文化顺序，也不足为奇。他的预言后来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关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他将其分为中国和蒙古的北方群、印度支那的南方群和日本与朝鲜的外围群，并指出它们的特征与有待解决的问题。梁思永在文中着重提出了研究方法的间题，一个是叠压地层的问题，第二是分区研究的必要性。前者在后来研究后冈遗址时用于揭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及殷商文化的文化顺序，后者应用于分区研究龙山文化。这篇文章是中国近代考古研究工作者对以上研究方法的最早的论述。也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对大范围内进行对比研究的第一篇论著。
　　
　　一九三零年，二十六岁的梁思永留美归来，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
　　
　　刚到“中央史语所”不久，梁思永即投入了“中央史语所”的“东北考古计划”。因为一九二四年时法国学者德日进曾在赤峰林西发现过一处新石器遗址，梁思永的首选目的地便锁定在了那里。就在整装待发之际，通辽一带突然暴发鼠疫，阻断了行程。恰巧此时，中东铁路的俄籍雇员路卡什金在黑龙江的昂昂溪附近又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梁思永立马决定改道，即刻北上。
　　
　　在昂昂溪，梁思永发掘了二百块陶片、一座墓葬及十余件骨器，并从地面采集了一百多件石器和一件陶器。加上路卡什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七百多件，共出土标本一千多件。只是因为天气骤然变冷，发掘工作在进行了三天之后被迫停工。于是，梁思永取道通辽，一路南下，将工作计划重新拉回到了林西。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进行了一趟极为艰难的跋涉，在后来的调查报告中，梁思永回忆道：“这惨黯的境况不但使我们精神感受极大的打击，并且增加了许多行旅的困难。一路上人食、马草、饮水、燃料、宿息的地方没有一天不发生问题。此外再加上贼匪的出没，气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碍，白昼时间的缩短，我们的行走止息完全受了环境的支配，没有丝毫的自由。”纵使如此，他却没有动过一丝放弃的念头。
　　
　　早在二十世纪初，位于赤峰东北郊英金河畔的红山就引起了国外考古学家的关注，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和法国学者桑志华先后到此进行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八十多处史前文化遗址。在哈佛时，梁思永仔细阅读过二人的调查研究论著，对该区域关注已久。
　　
　　然而当梁思永终于到达林西，找到了被当地百姓叫作“哈拉海”的沙窝子地时，西北风也刮到了那里。突降至零度以下的气温将遗址地表的土层冻得非常坚硬，无法开掘，只能转而在赤峰一带进行地面的采集。
　　
　　梁思永在《昂昂溪史前遗址》这篇报告中详细报导了发掘经过，阐明了其文化的基本面貌，他在对细石器的概念的分类标准方面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典范，另外，他在昂昂溪所得的材料是数百处细石器文化遗址中几乎唯一的墓葬材料。
　　
　　殷墟第二、第三次发掘，虽然李济具有很好的问题意识及对学科发展的引领，但田野技术却是他的弱项，梁思永恰恰在田野发掘技术上为殷墟考古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是殷墟考古过程中第一个真正受过现代科学考古训练的人。
　　
　　怎么说呢？如果说李济开启了殷墟的考古发掘的话，梁思永则是开启了殷墟科学考古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