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芮逸夫与胡庆钧的苗族调察 (第2/2页)

而在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日记中，则记载了两人至县中对全校两百余学生演讲。
　　
　　芮逸夫讲“谈求学”，胡庆钧讲“中华民族的出路”。
　　
　　芮逸夫在调查中，很注重结交有心于地方文化教育与社会建设的本土知识分子。他在川南各苗乡结识韩介休（震东乡）、罗文才（枧槽）、罗承瑄、马俊良（海坝）、马俊森（海坝）、杨德明（海坝）、古元生（马家屯）等人，并得到他们很多协助。
　　
　　芮逸夫的田野日志记载，韩介休于1941年筹组“叙蔺边民文化促.进.会”，1942年创办边民学校8所，至芮来访之时已建有12所学校。马俊良、马俊森、杨德明等，都是边民小学的老师，他们也都是边民小学之支持机构基督教福音教会的信徒。芮逸夫在与韩介休面谈之后，在日志中写道：“与介休谈苗族一切问题，颇有见地。以一耶稣教徒不为耶教所囿，尤为难能可贵。”
　　
　　他也写下他们所谈的问题——“边校创办之经过及其现况”“苗人之政治地位”“苗人之社会地位”“汉人心理上鄙视苗人之例”“苗、夷、汉种族混杂之事例”“余、杨、苏、李、陆皆奢崇明之后”等。
　　
　　在李庄时期，可以说是芮逸夫创作的**期。
　　
　　1942年，他发表《中华国族解》一文。该文首先化解“中华民族是一个”或其中仍可分析出多个民族之争。他认为从政治观点来说中华民族不可分，“但由学术观点来说，是可以析出不少个体的”。接着，他称“中华国族”是中华国家、中华民族两者结合之复合词的简称。他认为有地域、人种、语言和文化等四种意义之中华国族，在此四种意义上中华国族都是多元的。最后他呼吁以“中庸之道”作为中华国族之国族性。在这篇文章中，他用力最深的便是提出“语言的”中华国族架构，包括两大语族——支那或汉藏语族与阿尔泰语族。前者包括汉语、泰掸、藏缅、苗傜四个语系，后者有突厥、蒙古、通古斯三个语系。
　　
　　他在1943年发表的《西南民族的语言问题》在该文中他首先说明写作目的——语言学家主张要从事并完成足够的语言调查才能谈语系分类问题，但民族学者想依语系分类来分辨族类，他称若要等到各族语言调查清楚，岂非如“俟河之清”？所以他先就已发表之语言学家对中国南方及南亚语言分类之各家意见作比较，提出中国西南民族语言分类的大架构。他特别注意苗傜语的分类地位，主张它应和傣、藏缅、孟克语并列为中国西南民族的四种语系。在本文之末他也提出自己对于语言教育的看法，建议为西南各民族语言创造拼音文字，让他们用以记录及阅读，而且他建议要用“同一系统之文字或字母”来拼缀汉语及各西南民族的语言。他以自己在云南所见部分夷族以传教士所创拼音文字读经书的例子，说明此事不难做成。
　　
　　川南苗乡之行或许是芮逸夫学术事业的一个转折点。由其1945年以后发表的文章来看，除了仍关怀边疆民族问题外，他对于亲属体系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亲属体系是人类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婚丧习俗是亲属关系下产生的仪式化表征。芮在川南对“鸦雀苗”婚丧习俗及亲属称谓资料的搜集、研究，应是他个人学术志业转向的关键。在川南田野之行中，他随身携带一本美国人类学会新近出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翻阅，此或也显示他正在由着重民族识别、分类的民族研究，转向重社会文化分析的人类学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