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创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第1/2页)

傅斯年热爱教育，重视教育，尤其重视培养选拔有才华的学生，视此为振兴中华学术的根本保证。
　　
　　上一章谈到，傅斯年认定的高等教育的目标，或者现在人们常说的，大学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使受教育者能够掌握一定的知识，所谓在小学和中学的基础上完成基础教育，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品性，教会学生掌握专门的技能，成为专业人才。傅斯年的这一思想，显然是他长期思考的结晶，可谓一语中的，揭示了高等教育的真谛。
　　
　　但这只是大学功能的一部分，或者是主要的功能。从国外留学对国外大学的观察和学习，傅斯年认为，大学不能只是个教学机构，集中了那么多高端人才和稀有资源，大学还应该是个研究机构。
　　
　　就他个人来说，他的理想不只是做一个好的大学教员，也不只是做一般的教学行政工作，他要将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方法付诸实践，组织起一批优秀的学者进行“集众”的研究，成就中华学术的大事业。
　　
　　这是个有大目标，大智慧的人。
　　
　　傅斯年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了朱家骅后，得到了朱的赞同和大力支持。这或许是学者型领导者的得天独厚——从善如流。
　　
　　说干就干，从一九二七年八月起，也就是傅斯年刚来到中山大学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他便开始实施他的“集众”研究的计划，着手创办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并出任研究所筹备主任。
　　
　　十月十六日，语言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
　　
　　傅斯年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议出版学术刊物事宜。会议决定由杨振声、顾颉刚、余永梁、罗常培、商承祚等人编辑《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顾颉刚、杨振声、杜定友等人编辑《图书馆周刊》，钟敬文、董作宾等人编辑《歌谣周刊》（出版时改名为《民间文艺》）。
　　
　　傅斯年创建史语所之目的，不仅是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更是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如果追溯起来，傅斯年的这一理想当缘于他对中国传统学问的极度不满。他在北大求学阶段，就曾著文列举中国学术的七大弊端，以及由此弊端而形成的“教皇政治、方士宗教、阴阳学术、偈咒文学”。因此，年轻的傅斯年对“国故”、“国学”甚为不屑，迫切希望能有专门机构来建设科学的新学术。
　　
　　他说过；“向者吾校性质虽取法于外国大学，实与历史上所谓“国学”者一贯，未足列于世界大学之林；……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
　　
　　可以说，傅斯年很早就萌生了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学问的念头，他在北大上学时就说过：“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中国是个很长的历史文化的民族，所以中华国故在“世界的”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言语学等等的材料上，占个重要的部分。……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决不是‘抱残守缺’的人所能办到的。”
　　
　　傅斯年前往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留学。他自述留学动机和计划是：“我将来要专那门科学，现在还不会定。但以心理学为心理的、社会的科学之根源，我至少以三年的工服去研究它。在研究它以先，去研究动物学、生理学、数学。如此迂远，成功上实在讲不定。但我宁可弄成一个大没结果，也不苟且就于一个假结果。
　　
　　研究傅斯年的思想，能够看出：他在英国求学的“主要目标是一方面摒弃代表着中国思维方式的模棱两可、过于笼统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同时运用一些实验的、观察的和数理分析的方法探求人类思想的深层”。
　　
　　傅斯年这种无畏的、不功利的探求，不仅仅在于他对科学的信奉，更在于早早就抱定了这样的宗旨，即“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是青年的第一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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